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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后,那些销声匿迹的中央领导人

1“文化大革命”中,从社会的最底层直接提拔上去许多一步登天的风云人物,他们由工人、农民一跃成为中央级领导人,“文革”结束后他们一下子又变回普通人,湮没在历史中鲜为人知……

人大副委员长姚连蔚——不能继续开车床改学中医

1975年1月,朱德当选全国人大委员长,而和董必武一起出任副委员长的,还有工人姚连蔚。

1955年,从部队退伍的姚连蔚分到西安机械厂当车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当上了厂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姚连蔚被推选为九大代表。提起那段时刻,他感慨地说:“那时选党的代表、人民代表,上面把阶级出身、民族、宗教信仰、工作单位、性别、年龄、籍贯、海外关系这些都确定了,要下面按图索骥。……我是正儿八经的陕西西安籍工人——这正是大会主席团要物色的人选。”九大上,姚连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41岁的姚连蔚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除了例行的外交礼仪事务外,还兼任国务院常规武器装备领导小组副组长。姚连蔚说:“担任候补中央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对我来说是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自己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就那么点儿见识和能力,而天天要处理的都是国家大事,一举一动都可能载入史册,简直如坐针毡。”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9年2月,姚连蔚被逮捕,在西安北郊的监狱关押两年半,1984年被开除党籍。姚连蔚说,他对当官并无兴趣,只想回到工厂继续开车床,但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出狱后,姚连蔚每天读中医书,因为生病不能报销医疗费,一切自理。考取行医执照后,他开办了一家中草药诊所,后来进入了儿子开办的西安建国科技开发公司当“兼职工程师”,2012年10月去世。

副总理孙健——改革开放后进入商海沉浮

1975年1月,39岁的天津市委工业书记孙健和陈永贵、吴桂贤同时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孙健1951年进天津内燃机厂学翻砂,由于工作踏实肯干,先后当上了生产组长、车间主任、厂党委书记。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中,孙健凭一篇叫《朝着共产主义大目标,两步并做一步跑》的讲稿受到市领导的重视,被提拔为分管工业的市委副书记。当时,中央需要在天津选一位抓经济的副总理,于是,孙健“两步并做一步跑”,正巧跑到跟前……

1978年春天,孙健正在外地检查工作,接到电话,通知他停职检查。有关方面找孙健谈话,他当时只有一个要求:回天津。他被送到天津机械厂接受“监督改造”,上级允许他妻子庞秀婷来见他一面。

他对善良、温顺、胆小的妻子讲了三条:“一、我不会自杀,我对自己心里有底;二、相信现在的政策;三、你从来都是我的靠山,这次更得依靠你,听见别人说我什么也别当真,带着孩子好好过日子。”

此后的许多年里,孙健一直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沉浮。1997年11月,孙健因肺癌医治无效在天津病逝,终年61岁。他逝世前的职位是中国机械工业安装总公司天津开发区公司的“经营经理”。

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从头开始当上副总经理

李素文曾是沈阳市的一名普通营业员。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李素文多次被评为全国劳模,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了《为革命卖菜》的发言。也正是这次发言,让李素文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注意。1975年,李素文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这一年,她只有42岁。

当选人大副委员长后,李素文开始了人生中梦一般的岁月。她常常出现在报纸、刊物和银幕上,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视察工厂、农村。国家为她配备了秘书、司机、警卫员、厨师。她频频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参加外事活动。

按照当时的规定,她虽然已经在中南海工作,但工资待遇仍然是原来的62元,还是在原单位发。她那时最怕的是家乡来人,不是不欢迎,是囊中羞涩。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李素文成了一个“问题人物”。虽然没有文件指出李素文犯了什么错误,也没有罢免她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但通知她回沈阳工作。

李素文决定不要组织上的安排,决心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去市糖果厂上班。经过5年辛勤耕耘,1983年10月,她被选为该厂副厂长,主管经营。后来,她又担任了沈阳市轻工局供销公司的副总经理。

她于1989年退休。1997年开办了一家高科技产品专卖店。

陈永贵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1月,陈永贵赴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陈永贵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

1980年2月23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1980年8月3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与陈永贵对立的一派人这回抬起了头。

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这位堂堂副总理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国家干部工资,仍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一个月出满勤是45元。陈永贵除挣大寨的工分外,中央每天给陈永贵1元2角的生活补助,一个月36元。

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

在“文革”开始后,吴桂贤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在那个特殊年代,和许多劳动模范一样,年轻的吴桂贤也被推上了政治舞台,不断获得拔擢;曾历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委员、主任,咸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常委等职。

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吴桂贤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以最高票数,列四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的第一位。一年后,在参加完一次中共中央会议后,毛泽东当面通知吴桂贤,要调她进入中央工作。

于是,在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吴桂贤被安排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年37岁。她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首位女性副总理,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年轻的副总理。

在中央任职的几年里,吴桂贤并不轻松。起初,她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的11号楼居住,和住在10楼的江青是邻居。由于诸多不便,吴桂贤行事更是小心谨慎;后来干脆搬家。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她和陈永贵在工作上实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

“文革”结束后,像吴桂贤、李素文这样被推上政治舞台的劳动模范,在政治上逐渐受到冷落和排挤。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召开,吴桂贤虽然继续被安排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在一个月后,她主动申请辞去了副总理职务;并于同年重新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工作。1981年6月,吴桂贤又被安排出任西北国棉一厂的党委副书记等职务。

1988年派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工会主席。1998年,吴桂贤退休时,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下发文件,给予她相应退休待遇。

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工业卫生的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当了副总理仍然每月只拿西北国棉一厂67元2角的工资。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叶费,吴桂贤原来不知道这个规矩,就喝了茶,知道这个规矩后,就说自己不爱喝茶,只喝白开水了。

官居副主席、副总理却和普通的工人农民一个样,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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