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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美国的孽债:在奥地利留下了十万混血

战争不仅是男人们血与火的洗礼,对于妇女和儿童来说也是一次心灵上的巨大摧残。他们也许不用端上钢枪、驾驶坦克冲上战场被炮弹炸成炮灰,却要忍受长达一生的来自外界审视的目光。尤其是女性,她们一时的短视有可能会造成自己一生都难以承受的后果。可以想见,从女性的角度来说,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怀上了自己不爱的人的孩子。在中国,被侵华日军性侵的女子最后生下有日本血统孩子的情况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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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甚至时常能在新闻上看到这些老人还在前往日本做最后的寻根努力。当年的侵华日军今天已经活下不多了,留给战争之子的时间也越来越有限。相似的事情不仅在世界的东端发生,欧洲战场上也有着一模一样的故事在上演着。这就仿佛是世界东西两端的两大舞台,有两帮不太一样的演员上演着一样的戏码。而攻守双方的地位甚至还切换了一下。

在一向以鸟语花香、与世无争著称的中欧国家奥地利,有这么一群人被身边的人定义为“俄罗斯宝宝”。这些人的成长过程中受尽了邻里、亲人、学校、社会的鄙视和折磨。他们在这个一直被认为与人友善的社会里竟然无法过下去。认真说来,他们当然也不是真正的“俄罗斯宝宝”,而是苏联士兵和奥地利女子所生的孩子。

二战结束之后,苏联在奥地利有很大一片占领区。在这些占领区里,苏联军官显然成了深陷饥荒的奥地利女人眼中最伟岸的形象。尽管语言不通,很多年轻女子仍然慕名而来,在苏联军营前徘徊不去,希望能够从那里获得一些什么好处。最受欢迎的士兵莫过于苏联军营食堂里的大厨,他们有充足的粮食配给、蔬菜、黄油、肉品。

 

这在战后资源匮乏的奥地利无异于最硬的硬通货。站在那时奥地利少女的角度上,和战斗民族厨师长们你来我往地调情换点吃的也无可厚非。只是孤男寡女的干柴烈火最终擦出了火花,很多人擦枪走火在军营的食堂里偷尝禁果,而他们所谓“爱情的结晶”就是这些的“俄罗斯宝宝”。

说是混血儿,以中国人的视角来看或许分不出来他们和正宗的德意志奥地利人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区别。但在当地人眼中,斯拉夫民族的鲜明特征还是会在他们的相貌身高上留下一些痕迹。孩子母亲的所作所为也在苏联士兵撤退之后饱受当地社区的折磨和辱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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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强烈的宣传攻势之下,德意志人觉得自己是最高等的人种,如果说还有什么能和自己媲美的话那也勉强就是北欧人。以意大利人法国人为首的地中海人种都要差一些,更不用说那些来自于东部蛮荒世界的斯拉夫人了。在德语里斯拉夫人被称为“Untermensch”,也就是下等人的意思。和下等人做爱生出一个小孩来,这孩子当然也就是下等人,奥地利社会就是这么看待这些混血儿的。

即使战后奥地利极力撇清自己和纳粹德国的关系,这个心理上的槛仍然过不去。再加上当时社会风潮中女性的平权主义还没有引起社会关注,这些女性甚至会被套用上中世纪保守的道德观而被认为不贞洁。不贞洁的女子在社会上那地位和那些作奸犯科的男人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即使偷情的对象不是来自苏联的驻军,而是英国和美国的官兵也同样会被人认为是荡妇。英国歌星玛莲娜·菲斯福尔(Marianne Faithfull)的父亲就是一位英国军官,她的母亲则是当时维也纳 的名媛。两人在维也纳相识、相爱,怀上孩子之后前往英国重新过日子。这种算是运气好的,没有在奥地利忍受别人异样的目光。运气不好的会被丈夫狠心抛下,一个人面对社会的歧视和抚养孩子的重担。不仅是看热闹的人鄙视他们,连自己的亲人都不会轻易放过这些丢尽了家族脸面的女人们。

 

这些可怜的奥地利女人受不到家庭的帮助和支持还则罢了,她们也拿不到奥地利政府发放的单亲补助金,就更不用指望占领国给她们提供些什么东西了。1946年美国报纸《星条旗》甚至威胁那些已经怀孕了的奥地利女子,要她们不要指望从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那里获得任何抚养孩子的补助。俄罗斯方面的态度更加强硬:斯大林从来也不承认苏联红军有德国和奥地利的情妇。

一个和外国人发生过关系的单身妈妈、一伙看不起自己这对母子的凶恶亲戚、一群对这个弱势群体充满鄙夷神情的社会大众,奥地利的战争之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渐渐成长,心里不变态那才怪呢!这也成为他们后来一度与主流社会呈对峙态度的幕后元凶。

如果说有一些斯拉夫血统多少还能够用金发碧眼来弥补一下的话,那那些和黑人士兵的孩子就更加悲惨了。在一向没有什么移民传统的大陆国家奥地利,黑人一直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人们没有见过黑人,社会的开放程度也不允许大量黑人出现在社会当中。这些肤色接近印度人和中美洲人的奥地利孩子虽然说着流利的德语,脑子里有的也是严肃的德奥思想,却被他们的同龄人一个劲地嘲笑和看不起。

孩子们和社会上的大人甚至还给他们这些有色的孩子起了奇怪的绰号,比如“黑色怪胎”和“莱茵兰杂种”。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莱茵兰杂种这个绰号的梗来自一战时期德国的莱茵兰地区。这个地区一度被法军占领,而法军手下有大量来自北非的黑人外籍军团,他们和莱茵兰地区的德国女子发生关系并生下了肤色混杂的孩子。从此德语区就有了这么一个“莱茵兰杂种”的称号,专门用来形容有非洲血统的德国奥地利孩子。莱茵兰杂种们丝毫没有办法掩饰自己的肤色,生活更加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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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在奥地利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战后孱弱的奥地利政府也无法独立解决这个问题。所幸的是,1950年代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展开,美国军方和奥地利政府达成了一项社会福利协议,将这些有黑人血统的奥地利孩子接到美国去和美国黑人家庭一起生活。毕竟在美国,黑人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社会现象,孩子们也能够在那里享受到更为宽松的社会条件和更为优良的教育环境。也算是双方为这些可怜孩子的未来做的值得称赞的努力。

“俄罗斯宝宝”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在之后的岁月里一直忍受着别人的嘲笑,很多人甚至隐姓埋名辗转多个城市,试图隐藏自己的身份。沃尔夫冈·马尔腾斯(Wolfgang Maertens)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名字听上去是有浓浓的德国味,而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所谓的“俄罗斯宝宝”。他的母亲是被苏联大厨诱惑的德国少女。后来母子俩为了一段平静的生活想尽了办法。沃尔夫冈甚至自己都不知道换过多少次名字。正因为他连自己小时候的真姓名都想不起来,现在的寻亲之路也显得极为困难。步入暮年的他和很多人一样,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哪里。

 

欧洲作为一个种族迁移的大熔炉,同时也是人类文明上战争频发的火药桶,从来都不缺乏种族问题。在今天的中欧,你能看见的是白人和穆斯林之间尖锐的冲突,而曾几何时,欧洲人的内部闹矛盾曾经主导了这个社会。一群因战争的丑恶嘴脸不该出生却出生了的孩子,忍受着大人们在战争里给他们留下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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