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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风暴掠过1983:哪些高干子弟被枪毙?

1除了胡晓阳、陈小蒙等人外,在京津沪等主要城市的官二代、军二代聚居区,警车穿行,人人自危。天津枪毙了朱德的孙子朱国华以及天津警备区的军队子女等,杭州枪毙了将门之后熊紫平、熊北平兄弟……

1983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

这一年,全国刑事犯罪激增,不少地方发生犯罪团伙大白天公然侮辱、强奸女青年,拦路抢劫等恶性案件。

人们普遍感到缺乏安全感,很多女青年都不敢上夜班。这一年还发生了几起令全社会震动的大案,先是2月份发生的“东北二王”连环持枪抢劫杀人案,案子还未破,5月份,卓长仁等人又从沈阳劫持民航班机飞逃韩国。

6月份,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又发生了“六一六”事件,8个尚未成年的“古惑仔”酒后滋事,强奸、轮奸多名女青年,还杀害了27人,其中有一名75岁的老人和一名2岁的幼童。三起大案终于促使决策层将本就握紧的拳头高高举了起来。

1983年8月25日,《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的文件出台,并配套修订了刑法法典,新增了死刑罪种,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均可判处死刑,第一次“严打”由此拉开序幕。

击毙“东北二王”

1983年9月至12月份“严打”第一仗打响,中央号召“各级党委、政府在三年内组织三次战役,依法将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大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其中最大的一项战果是击毙“东北二王”。

1983年2月12日中午,沈阳的王宗坊、王宗玮兄弟俩偷盗枪支,在混入沈阳空军463医院小卖部盗窃时,被医院人员发现,将俩人抓到医务室盘查,身高183cm、当过解放军班长的王宗玮悍然开枪打死了4人,打伤1人。

沈阳市公安局通过王宗玮留下的工厂通行证,一个多小时后就确认了俩人的身份,扑到他们家中时,俩人已亡命天涯。2月15日晚9时,“二王”又在湖南衡阳附近射伤了检查乘客行李的47次列车乘警,跳车逃跑。

2月17日,俩人跑到衡阳冶金机械厂干部伍国英等人的房内偷东西吃,被发现后打死1人,重伤3人。之后,俩人跳出衡阳警方关卡逃脱。3月3日,“二王”潜入湖北武汉第四医院理疗室过夜,打昏碰巧过来取东西的医院实习女医生周建媛。

3月25日,“二王”各骑一辆自行车通过武汉岱山检查站时,王宗坊先被查获,几分钟后骑车赶到的王宗玮突然开枪,打死民警、民兵4名,抢走手枪1支,又在枪战中打退了增援的岱山派出所民警,枪杀骑车路过的一名武汉工人,夺车而逃。

8月29日,“二王”在江苏江阴市又抢劫了百货公司营业款两万余元。俩人从东北一路作案,流窜鄂、湘、赣、皖、豫等省份。

“二王”所过之处,吸引了大批警察围捕,却屡屡逃脱,有群众将公安局比作“第二粮食局”。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论“二王”时,免不了也会暗地里祈祷流窜犯“千万别跑到我们这里来”。

对这样的暴力犯罪,走出“文革”不久的公安部门缺乏准备。武汉甚至动用军用直升机参与追捕都没有逮到“二王”。普通民警的枪法也谈不上好,在与“二王”的对射中常常吃亏,刑侦技术缺乏,15块钱以上的事就归刑警管了。

特警只有公安部才有,吃的是每餐有肉、巧克力、水果的空军灶。为了抓捕“二王”,公安部门开始配备传真机、巡警、特警,设立检查点和110报警电话,并第一次发布了悬赏通缉令。

新中国成立后从没有悬赏过,公安部刑侦局在研究了港台及前清、民国时期的“悬赏通缉”令后经报上级领导批准,印了一批通缉令,正面印着“二王”相貌特征,害怕影响不好,背面还印上“只许张贴,不准广播登报”字样,印好后空运到全国各地,任何人提供线索就可以获得1000元奖励,查实的奖励2000元,这笔赏金在月工资只有几十块的年代已经很丰厚了。

当时全国各地的火车站、机场、旅馆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到处都张贴着“二王”的照片,连中小学生都组织辨认,记住“二王”的相貌特征。

重赏之下,虽然假线索满天飞,但是人海战术还是极大地增强了侦查力量。9月13日,在江西广昌县,“二王”阴天戴草帽、墨镜出门被人举报,广昌县城关派出所所长邹志雄立即带人追查,刚一碰面,“二王”即开枪,双方短暂枪战后,“二王”翻山逃脱。

公安部指示江西省公安厅要“尽一切努力,将‘二王’围歼在广昌”,江西省就地组建指挥部布置围剿。9月18日凌晨,有附近山民报告称家里的饭和腌菜被偷吃了,现场还找到一只鞋。江西马上调动2.5万名武警战士、近千名公安民警以及部分民兵围山搜捕,几乎是每一米一个人,经过地毯式搜索,最后终于击毙“二王”。

据说,“二王”当时带着上万元的人民币却腹无粒米,找不到地方花钱,已经饿得有气无力。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1983年“严打”还打到了“大老虎”,被捕的是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等六位上海“公子哥”。为首的胡晓阳是胡立教之子(胡立教是走长征的“红小鬼”出身,前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小蒙、陈冰郎是陈其五之子(陈其五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曾是“一二·九”学运领袖,据说那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名句就是他喊出来的,后来还负责起草了著名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六人中,陈小蒙是《民主与法制》杂志社记者,胡晓阳是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葛志文是上海新华香料厂工人,陈冰郎是中国民航一○二厂工人,陈丹广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船员,康也非是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工业公司职员。

三个淫荡公子、三个帮闲混混,在父辈革命勋章的荫蔽下,厮混在一起,干的是拈花惹草、奸淫妇女人妻的事。这几个公子哥打着帮人办事的旗号,以招工、招干、调动工作为诱饵,以跳舞、谈恋爱为幌子,从1981年到1984年,共轮奸、强奸、猥亵妇女51名之多。

陈小蒙出于记者的习惯,居然把采访用到了“采花”上,每一次事毕,都会与对方聊一会儿,然后把“采花”过程细节及“采访”内容如实记录下来,几年下来,竟然弄成了一本厚厚的《“采花”大纪实》书稿,而且还张罗着要出版。

胡晓阳则爱好摄影,每逢淫乐之时,便会用携带的微型相机偷拍淫乱场面,供事后“欣赏”,甚至还拿出一部分照片作为陈小蒙书的插图,胡晓阳还故意拍摄了一些女性的裸照,用来要挟部分受害者继续与他行欢。

陈小蒙家的房子是部分强奸案的案发场所,他与胡晓阳等六人常带各形各色的男女青年出入,周围邻居都知道这是个淫窟,但因为陈小蒙、胡晓阳是高干子弟,谁也拿他们没办法。

当时群众对上海市领导有“三个意见”,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位居其一。一位被害者回忆,六人中绰号“小鸽子”的葛志文事后曾威胁她说:“我们都是高干子弟,你要告去告好了。”平民女子与一个高干子弟的强烈不对称关系,以及社会对强奸案受害者的不宽容,使大多受害女性最终选择了忍气吞声。

警方展开行动后,在搜查葛志文家时,取得重大突破,查获了一本记载着众多女性姓名和通讯地址的通讯录,根据这个线索,警方找到了大量的受害人,对六人进行指认,收集了充分的犯罪证据。

到1985年2月15日,六人全部被抓获。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

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启立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也说道:“现在要从抓大案、要案入手,特别是那些有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插手的大案要案,一定要冲破阻力,一抓到底。杀一儆百,挽救一批干部。”

1986年2月17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维持一审判决,以强奸罪、流氓罪判处胡晓阳、陈小蒙、葛志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案犯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5年、3年。

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核准对此三人的死刑,陈小蒙得知后说:“想不到现在共产党动真格的了!”经胡耀邦等领导人过问后,于1986年3月对三人执行枪决,此事引起社会轰动。

除了胡晓阳、陈小蒙等人外,在京津沪等主要城市的官二代、军二代聚居区,警车穿行,人人自危。天津枪毙了朱德的孙子朱国华以及天津警备区的军队子女等,杭州枪毙了将门之后熊紫平、熊北平兄弟……不少作恶的干部子弟在“严打”中落网,甚至被处以极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被认为是这次“严打”的一个突出“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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