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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蒋介石“劫持”孙中山之子内幕

在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中,有蒋介石命亲信根据自己日记编定的事略稿本。1945年的蒋介石事略稿本中,记录了孙中山之子孙科在抗战胜利后私自前往南京,后被蒋介石派人强行弄回重庆的一段隐情。这其中,既有孙科、蒋介石对中共问题的政见之争,又掺杂了孙科不满二太太蓝妮被扣押的私人恩怨。本文选摘自《纵横》杂志2009年第5期,作者杨雨青。19

在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中,有蒋介石命亲信根据自己日记编写的事略稿本,其真实性已经为蒋介石日记原稿所证明,而其收录的与日记相关记载有直接关系的电报、手令、信函等文件,则大大丰富和拓展了蒋介石日记的内容。笔者依据蒋介石事略稿本,为读者展现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故事,本文即是其中一篇。1945年的蒋介石事略稿本,记录了孙中山之子孙科在抗战胜利后私自前往南京,后被蒋介石派人强行弄回重庆的一段隐情。这其中,既有孙科、蒋介石对中共问题的政见之争,又掺杂了孙科不满二太太蓝妮被扣押的私人恩怨。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国民政府派军队前往东北,并设立行营,要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政权,而中国共产党也调遣部队在东北建立根据地。东北问题、中苏关系、中共问题等,都成为时局焦点所在,对苏政策变得更为重要。

身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在国民党内一向以自由派、民主派的形象著称,他一再提醒蒋介石,中苏“接壤万里,苏联的最终目的是行共产主义,我们如果取反共立场,当然人家要当心我们,以为反共就是反苏”。他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共问题,以便争取苏联在东北问题上与国民政府合作。他呼吁:“今后我们要建国,唯一的条件,是需要与我们的盟邦(苏联)亲善……国内问题只有用政治方法求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

孙科公开呼吁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反对打内战,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孙科“诬蔑政府,与中共合作,以俄人为后盾,意图夺取国府主席”。

1945年11月,孙科在未得到批准的情况下离开重庆,前往南京,并欲往上海。鉴于之前在一些问题上孙科与蒋之间政见不合,对此已经出现谣言,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出现分裂。因此,绝对不能让孙科赴沪,以免引起误会。此外,抗战胜利后,中共和国民党为组建新政府而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初定于20日左右开会,国民党必须在事前有所准备,不能有任何疏漏。因此在11月12日,蒋介石特地派遣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乘专机赶赴南京,力劝孙科返回重庆。奉蒋指示,吴铁城与孙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请他回重庆商议。

孙科表示,对中共问题,他素来主张以政治解决,不应用兵。现在军人方面已摩拳擦掌,准备以军事解决,他即使马上回去参加会商,也无济于事。所以他决定先赶赴上海,四五日后即回重庆。如果中央不信,尽可派几个特务人员跟着他行动。

吴铁城对孙科说,蒋委员长也知道用兵不利,因此请孙科回去相商。孙科答复说,如果不用军事解决,他可以回去开会,但要先去上海,再回重庆。吴铁城劝孙科先回重庆开会后再行赴沪,孙科没有应允。

当晚,南京宪兵司令张镇和军统局局长戴笠发电报给蒋介石,汇报了吴、孙谈话的情况,并且向蒋报告,他们已告诉吴秘书长,无论如何,明日必定设法送孙科回重庆,已留了一架中航的飞机在此停候。

收到电报后,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气得大骂孙科:“俄共对本党如此侮蔑逼迫之中,而孙科反噬我军人剿匪之非,是殊为总理家族忧悲也。”

蒋介石担心吴铁城劝说无效,又特意手书一封信,让吴铁城带给当年孙中山先生的侍从武官刘季生,希望刘季生能劝动孙科。没想到,孙科不为所动,仍然坚持要于14日前往上海,而后再回重庆。刘季生只能转告吴铁城,他担保孙科到上海后,三四日后一定回重庆。

吴铁城指示刘季生,必须完成蒋介石信中的嘱托,负责督促孙科于13日中午之前,最迟至14日早晨,必须动身返回重庆。刘季生当即于13日前往孙科住处再次劝说,孙科仍然没有答应。吴铁城只好亲自出马,再访孙科。

13日劝说孙科的详情,仍由张镇和戴笠电告蒋介石。这下蒋介石可睡不着了,他在14日的日记中记道,“今晨3时醒后,不能安眠,辗转3小时”,考虑对东北、中共和苏联应采取什么策略。念至深处,忽又想起“孙科潜行与应取之道,更觉痛苦不堪矣”。蒋介石认为苏联“狡诈凶险,外内夹攻”,几乎使他“遍体鳞伤”,再加上孙科“不应有之背逆,是真刺入我内心”,使他不能专心对外,而又不得不“着重于内部之运用,牵制强迫,莫此为甚”。

孙科擅离重庆前往南京之时,正是东北问题最令蒋介石头痛的时候。当时,由于苏军的阻碍,国民党的接收军队无法在东北登陆,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也很难进行接收工作,而中共部队已深入东北广大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来电报告“孙科已被俄共诱惑,将往东北组织伪政府矣,彼对人明言,两周后俄在东北必有所表示”,蒋介石难免会怀疑和担忧,相信这一切都有可能。

同一天,张镇和戴笠也发来电报称,吴铁城与刘季生劝孙科不要前往上海,均无效。孙科对吴铁城讲,“亲苏即不能反共,反共即不能亲苏”。孙科还批评道,“自日本投降以来,一切仍均是中央集权,各地当局毫无权柄,所以弄得一团糟”。孙科自己亲口对吴铁城说“两星期后苏联对东北必有所表示”,还抨击中央集权,这怎能不让蒋介石确信孙科已了解苏方动向并准备与苏联合作呢?

见孙科去意已决,吴铁城认为再无法劝告,于是主张于15日上午12时左右,包下一班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事先与机长约定好,待孙科上飞机后,即直接飞回重庆。但表面上仍准许孙科购买15日飞往上海的机票6张,并由吴铁城陪同他赴沪,等到起飞之后,再由吴铁城告诉孙科,这架飞机是直飞重庆的,一切责任由吴铁城个人肩负。

对于这样一个蒙骗加强迫的办法,吴铁城与张镇、戴笠以及国民党陆军参谋长萧毅等人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商量的结果,众人一致认为,这个办法比向孙科出示蒋介石派萧毅阻止他赴沪的命令要妥当。至于中航飞机,则由张镇和戴笠负责交涉,妥行布置。

办法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只在上面批了一个字:“存”,实际上是默许了南京方面的计划。

15日凌晨,蒋介石仍旧3点钟就已醒来,再也不得安眠,令他焦虑的依然是孙科和东北问题。眼见军事接收东北受阻,迫不得已,蒋介石思考再三后决定,将东北行营从长春迁移至山海关待命,同时撤回空运部队,并且由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寄希望于通过外交交涉完成接收任务。在东北有可能落入苏联和中共之手的不利形势下,蒋介石将孙科“离渝飞京”的行为看作“行同潜逃”,在日记中批评孙科是“党内左倾”,指责他“待机取巧,企图组织傀儡”,以和苏联及中共互相利用为荣。

在蒋介石看来,当时“俄共夹攻,各方反动分子蠢动思逞”,孙科潜行是非常危险的,“如其果到上海,则东北对俄与华北共匪之形势”,就不易改变了,“甚至第二伪满傀儡之出现,即在最近之将来”。蒋介石担心孙科跑到上海后再到东北,组织亲共亲苏的政府,于是他下令给手下,无论如何要把孙科给“请”回重庆。蒋之命令既出,下属们劝说孙科无效,只能想出个近乎于“劫持”的方法,把孙科弄回了重庆。

15日下午,吴铁城来向蒋介石报告,孙科已回到重庆,但是他“不平、不愿、不服”。

孙科擅离重庆,除了与蒋介石政见不同这一原因外,还因为不满于他的二夫人蓝妮被捕却不允许他交保一事。

蓝妮是云南人,年轻、漂亮、聪明,是上海滩一朵著名的交际花。两人相识于1935年在上海的一次社交宴会,孙科对蓝妮一见钟情,先是让蓝妮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不久即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抗日战争爆发后,蓝妮与孙科前往重庆。1940年,蓝妮为照顾女儿独返上海。在上海交际圈里,蓝妮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交往,也曾和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过从甚密。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抗战胜利后,蓝妮被当成汉奸抓了起来,她自己则说是受命潜入敌后,为党国进行特殊工作。心爱的二夫人被捕,孙科要求保释却不被允许,只能亲自前去解救。

孙科既已被带回重庆,蒋介石决定在蓝妮交保一事上有所让步。16日上午,蒋介石召见吴铁城,嘱咐他转告孙科,蓝妮可以保释,但不能让她留在上海,以免“丧失公私威信”;如果把她押来重庆交保释放,那么孙科今后“不得再与其同居”。孙科潜行一事,最后就以这样的处理方式而告终。

孙科回到重庆了,山海关也于1945年11月16日被国民党军队攻占,进出东北的门户重新开启。此后,苏联因为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以及美国的压力,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同意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若干省份及城市的行政权力。这时,蒋介石才感到松了一口气。对于“孙科潜行,由京折回”一事,蒋介石认为“此乃本党内部转危为安之关键”,“此一大阴谋,竟能无形消弭,若非上帝佑华之恩”,决不能如此容易改变。

孙科所谓“潜行”、“另组政府”的“阴谋”是消除了,蒋介石是安心了,然而,国民党内主张和平解决国共问题的政治派别却由此受到打压,蒋介石从此一意孤行,在东北、苏联和中共问题上都采取强硬的对抗立场,最终挑起了内战。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坚持反共、反苏,是极大的错误和反动,这不是其幸,而是其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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