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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怒批的背后:为中国债务把把脉

社科院怒批的背后:为中国债务把把脉_经济论坛_天涯论坛

近期以来,中国债务成世界各方关注焦点。继IMF二号人物,第一副总裁David Lipton之后,6月20日,高盛分析师Andrew Tilton和Jonathan Sequiera在最新研报中称,从2008年到2015年,中国债务膨胀的规模和速度使前所未有的,债务与GDP之比从154%暴增到249%,这在世界现代史上排第98个百分位,除战争年代外,几乎没有可比案例。

高盛更加强调的是中国债务总量的增量和积累速度。高盛认为,考虑到中国经济庞大体量,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债务增长没有任何先例可循。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孤立的存在。不过,高盛也指出,中国绝大多数债务都在国内,外部融资突然停止并非他们担忧的重点。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杨日前表示,中国债务水平从全球来看不算太高,且中国政府的债务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必担心中国债务会导致风险。但他也警示了企业债的问题:“中国债务问题大部分集中在企业,其中65%在国企,值得高度重视。

根据法巴银行的预测,2015年政府负债、非金融企业部门负债、和居民部门负债的总和为166万亿人民币(1人民币折合约0.1521美元),占GDP的245%。在债务总额中,居民部门负债为GDP的40%,政府负债为GDP的56%,非金融企业部门负债的这一比例为149%。

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是主要问题。根据中国财经部数据,截止到今年一季度,国有企业债务82万亿左右,占GDP比重116%,远超美国企业债占GDP70%的比重。

俗话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任何经济体运行发展,均离不开债务—债权的关系。这既包含着债权人对债务方的信任,也蕴涵着双方间深刻的契约关系:债务到期必须偿还。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基石,捍卫契约精神,一方面在于经济行为主体自身信用,另一方面在于公平公正的法律保护制度。倘若债务方违约,债权人可以诉诸法律来保护自己权益,作为违约一方也将得到法律的惩罚,并被市场游戏规则无情抛弃。

所以,在遵循自由竞争市场环境下,私营企业必须兢兢业业,千方百计讨好消费者来获取选票(货币),来履行与债权方的偿还义务。正是由于债务是硬性的,摆脱不掉的,无形当中对企业起到倒逼功能,强迫其必须满足或引导社会消费需求,将一切重点放在生产和创新上。

国有企业则不同,由于与政府部门天然的政治利益关系,这种契约精神会受到空前弱化。国企领导者并非真正企业家,而是隶属于政府的官僚,忠诚和服从的政治操守,是赖以生存之本。并且,大多数时候,国企也是履行政府意志和特定战略意图的机器。由于缺乏激励机制和风险承担职能,即使参与市场竞争当中,无论从效率还是投资收益来看,国企也远远比不上民企,只能依靠市场垄断、政策优惠、财政补贴维系生存。

并且,由于与政府部门天然联系,出于风险偏好和利益共生关系,金融机构更倾向于将信贷资源朝国企部门倾斜。廉价信贷、政府信用的隐性担保,让国企通常情况下一掷千金,并裹挟经济资源朝低级乃至无效产业领域聚集,引发产能过剩、经济失衡、通胀等一系列弊端。

当年朱镕基之所以致力国企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打破金融机构和国企之间这种利益共生关系。不然的话,不仅越来越多经济资源将被其裹挟其中,对民企形成挤出效应。而且金融机构也将承载越来越多坏账,并对央行构成逆向捆绑。虽然中国拥有货币主权,可以源源不断通过印钞放水,来缓解金融机构流动性压力。但庞大僵尸继续生存,央行持续放水极易产生道德风险,让国企和金融机构更加有恃无恐,届时,国内经济将被高企的通胀所吞噬。

这也是权威人士要求去杠杆的核心要义所在。的确,中国庞大的企业负债,可以通过债务置换乃至债务货币化的方式稀释,然而,这无疑是对货币信用的透支,以社会财富严重缩水为代价。当人民币购买力每况愈下,将直接诱发强烈的贬值预期,促发资本大规模外逃。况且,僵尸企业不解决,庞大经济资源不被腾退出来,经济结构调整将成为奢谈,在高房价、高物价、高税负多重挤压下,实体经济处境将越发艰难,让市场悲观情绪越发浓烈。

综上所述,中国企业债务问题,并不单纯是解决债务债权方契约和权益关系,更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如果说货币的强大支撑是信用,那么企业的强大支撑则是信誉和责任。当所有企业均能遵循市场游戏规则,通过提升效率方式满足有效需求,并坚持信誉履行责任时,才能为经济系统注入强大动力和信心,确保币值长期得以稳定。

(以下是16日所写):

中国经济会被债务压垮吗?日前,IMF第一副总裁David Lipton对中国企业债务发出预警,引发中国业内普遍关注。6月15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杨,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了相关情况。

李杨表示,中国的债务处于可控范围,中国拥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债务风险,发生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他并且透露,他建议成立一个综合小组协调各方统筹解决,中央正在逐渐形成共识,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据悉,目前新兴市场平均债务已达到GDP的175%,中国的债务水平是最高的。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表示,中国国内整体债务已达GDP的280%,债务增长速度远超所有人预期。麦格里分析师Viktor Shvets得出的数据更“惊悚”:中国债务规模为35万亿美元,接近GDP的350%。

这让经济学家达成普遍共识:中国经济健康正面临风险。最悲观的观点是,中国债务最终将以“雷曼式危机”收场,在流动性危机冲击下,银行机构整体瘫痪,并酿成金融风暴。也有分析预测,中国债务很可能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当企业债务水平升至很高水平时,传统的货币政策就会失效,因为企业专注于偿还债务,使经济陷入增长放缓和通缩困境中。

针对中国债务问题,央行行长周小川显得信心十足。他承认中国债务占GDP比重的确很高,但中国情况和其他国家不同,不能用其他规律套用到中国。社科院李杨15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也表示,中国是高储蓄国家,即使有债务,也是自己人欠自己人,所有事情都可以在不依赖国际因素的条件下处理,不可能产生颠覆性、灾难性的变化。

周小川和李杨之所以有充足底气,关键原因在于:中国金融市场尚未开放,资本项目处于严格管控状态,中国经济内债中65%来自于国企,且银行机构服从于政治利益。通常情况下,中国央行可以向银行注入大量流动性,确保银行流动性充足,防止银行流动性危机发生。并且,也可以通过债务重组来盘活银行资产,甚至极端条件下,可以直接将债务货币化。

美国企业协会学者Derek Scissors曾表示,中国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整体,主要目的并不是纯粹赚钱,而是遵守规定,政治第一、盈利第二。不仅金融机构,包括国企,甚至很多私人公司均会遵从这一规定,贷款和债务实际上是同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上的款项。作为最大租户银行机构,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债务重组并不罕见。

据陆媒日前报道,中国银监会正加快推出银行破产条例,意味着一旦有银行破产,储户的存款将有存款保险机构偿付。不少业内人士纷纷看好,认为是中国金融改革迈出的关键一环。

实际上,这充其量只有象征意义,是决策层对金融机构的“威吓”,防止越来越多的信贷资源用于扶持僵尸企业,并对央行形成逆向绑架。倘若银行机构果真遭遇危机,政府和央行仍不遗余力拯救。尤其工商、建设、农业等大型国有银行,岂能坐视其破产倒闭?所以,此项条例即使出台,针对的也是地方性银行,鉴于多重利益纠葛,实行起来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从本质来看,无论未来银行债务重组,还是(债务)货币化,均是银行转嫁危机的过程,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情况不可避免,结果就是:货币购买力持续缩水,社会财富不断被稀释。

内生型增长模式,是一国经济保持健康发展源泉,在稳健货币政策、自由市场竞争驱动下,摆脱货币依赖的企业,才能通过技术革新和提高效率的方式来赚取利润,促成社会生产力和核心竞争力稳步提升,并节省社会资源损耗。

中国是通胀型经济体,严重依托投资和泡沫驱动。如果国企和银行摆脱债务的硬性约束,在追求利益和政绩支配下,必然产生投资和放贷冲动,当货币投放量超出经济增长潜力时,将进一步推高通胀,最终转化为人民币更大贬值压力。

这也是经济结构改革必要性根源所在。只有打破金融垄断格局,消除产能过剩、淘汰僵尸企业,拓展民企生存空间、中国经济才能重新焕发活力,告别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单一路径。另外,更在于大规模减税,并通过政府财政转移支出,来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同时最大力度降低房价,提高社会整体消费能力。否则,实体经济低迷环境仍无法得到缓解,即使银行债务和坏账得以消除,新增流动性仍将涌向房地产市场,进而推高泡沫和社会通胀。

总体来说,解决中国债务问题,是错综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绝不是简单的银行债务转嫁。这既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调和,更需要两者共同利益让渡,将权力让位于市场。否则,解决了今天的债务,很可能换来明天更庞大的债务,将对实体经济发展形成重大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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